上海近日首次制定并公布了《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工计价指南》。农民工可采用日工资单价、实物工程量人工单价、建筑面积人工单价等多种方式计算劳务报酬，用工合同签订前，可任选一种。其中日工资按月平均日历天数（扣除法定节假日）以8小时计算，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。最低的普工日工资为38元，最高的装饰木工为58元。如用工方违反规定，农民工可到当地的建筑安装管理部门投诉。笔者认为，只有当“农民工工资指导价”成为可诉性权利，“指导价”才具有了刚性价值。（2007年7月29日《东方早报》）
　　
　　农民工工资偏低，一直是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隐痛。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《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》（4月16日新华网），农民工的月工资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。其中，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．58％，300至500元的占29．26％，500至800元的占39．26％，800元以上的占27．90％。这是对京、沪、广等11个省（区、市）进行调研的结果。与长期低工资相反的是，全国物价一直不停地上涨，甚至是疯涨。一位农民工说：“十年前进厂是拿这个工资，十年后孩子都读中学了还是这个工资。”
　　
　　可悲的是，如此偏低的工薪却是以劳动时间长，劳动强度大，危险性高为代价的。调查显示，每天工作时间８小时以内的仅占13．70％，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．30％，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．48％和22．50％。即使如此，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仅占47．78％，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35．68％和15．68％。
　　
　　工资偏低甚至畸低，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了社会上利益受损的最大群体。最大的劳动付出得到的却是最低的报酬，使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格尊严。而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保住并非易得的饭碗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忍受着无良业主的盘剥。在失去了最基本的诉求权利，最基本的话语权的同时，仍然不免严酷的生存危机。不少农民工说：“到医院看个感冒要50元，吊个针要70元，千万保佑自己没病。”感冒一次所用的费用占他们一个月工资的八分之一左右。以至于医疗费用高成了农民工最大的心病，他们普遍对“得大病没有钱医治”非常担心，对“工伤后老板不管”十分害怕。这且不算，微薄的工资收入养活自己尚且困难，更无力担当瞻养老人下育子女的责任，从而使他们不敢面对“江东父老”。一旦遭遇老板欠薪，更无异于将他们逼向了死路。
　　
　　在全国1.2亿农民工中，40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85%。也就是说，超过一亿人是青年，而其中多数又可视为第二代农民工。他们除了年轻、文化程度较高，思想活跃，同样也受到尊重人权、尊重民主权利等观念的影响。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不同。由于自我保护、自我价值承认意识不断加强，对一些企业的侵权行为，他们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忍气吞声、逆来顺受。面对社会分配严重不公，他们会表现出最大的义愤。如果其工资待遇不能得到有益的改善，不能分享社会的改革发展的成果，他们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逆反和反叛，乃至于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隐痛和隐患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长期以来，许多地方的政府对此却麻木不仁，漠然置之。以市场经济用工双方自由博弈，政府不能管得太宽为借口，放任无良用工方肆意侵害农民工的权益，甚至默许和纵容对弱势群体的无耻掠夺。不仅与执政为民的行政目标相去甚远，而且与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宗旨背道而驰。其结果在损害农民工利益的同时，也损害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被逼无奈的农民工最终只能以脚投票，一走了之，弄得一些地方“民工荒”，一些厂家开不了工。
　　
　　早在2006年，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就明确提出，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，切实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、同工不同酬状况。可见，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，不仅是政府的份内职责，而且大有可为。因为，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政治课题。与其责备缺乏社会责任、缺乏道德良知的“黑心”企业家，各级地方政府不如扪心自问，转向政府职能的转变，发挥“看得见的手”的作用，采取切实措施，保障农民工的合理待遇和合法权利。

作者: 刘效仁 | 来源: 红网